首页 > 新闻 > 正文

新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教授做客黄达-蒙代尔讲座

时间:2018-06-08 17:14     来源:      点击:

2018年5月30日下午2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教授在明德主楼509教室做客“黄达-蒙代尔讲座”,作了题为“中国在1850年代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财政-军事国家体制?-原因与事实(The Absence of a Fiscal Military State in China before the 1850s—Reasons & Significance)”的演讲。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何平教授主持。

王国斌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特聘教授,该校前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早年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界“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转变的模式,并与欧州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出版有《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及《分流前后:从政治经济视角解析中国和欧洲的变迁》(2011)等专著。论文以中、日、英、法、德等语言发表于北美、东亚、欧洲等地学术期刊。曾赴中、日、英、法等多国担任客座教授,200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王国斌教授首先从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国家建构的对比出发进行论述。他称,欧洲国家的建构是为了寻求财富和实力以牺牲邻邦的利益在多个小国的竞争中实现的。国家为了发动战争而组建军队,战争又催生出提振财政收入的需求。近代早期欧洲建构了一个为了强军而提振财政的中央政府。相反,在同样的大小的幅员范围里,拥有更多的人口,中国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财富在整个帝国内创造,国力依赖于成功滴管理帝国的人口。

之所以出现中欧的分岔,这与中欧在国家治理行为和理念上的分野直接相关。中国是在儒家传统下,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及精英较大范围的参与,讲求整体和谐的治理模式。欧洲是统治精英和市民社会分隔开来,上下之间讲求谈判和利益均等意义上的协调。进而中国重视行政处理,而欧州注重法律建构。近代早期欧洲以军事-财政国家的体制,从事富国强兵的竞争,秉持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十分突出的方式进行集聚资源的持续努力,进而推动社会实现现代化。类似的情形在中国早期近代未见出现,原因是体系性的。中国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在欧洲列强的威胁和入侵之下,建构自身的财政-军事国家体制。

演讲结束后,财政系刘晓路教授进行了点评,指出王国斌教授的演讲对于理解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在财政制度建设上的区别及其对今天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后参加讲座的金融专业博士生及院内外师生,踊跃提问,王国斌教授一一进行了耐心的解答。

最后,何平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财政-军事国家体制在中国的缺席,一是要从国家建构和整体中欧历史演进的不同路径来理解,二是要从近代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演进的不同表现来理解。财政-军事国家体制在国力竞争的条件下,重在法治、民主机制的建立,上下相通和重视平等的谈判,这是传统中国所缺乏的。王国斌教授的讲座给听众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学术盛宴,讲座在热烈交流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