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纪念特刊】周慕冰：人大三年是决定性时光

周慕冰，1957年9月出生，重庆荣昌人。1985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1988年7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三本已经上了年头的书，页脚平整，被周慕冰收在农行总部办公室的书架上。他摩挲了下封面，指间轻轻翻动的书页，早已泛了黄。

老式排版，黑色铅字分别印着《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机制》、《博士硕士论文选（1985）》，里面有他的名字——周慕冰著。书的内容是他攻读硕士、博士时，精心研究的成果。也代表着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

“当时学金融的人对人大都是充满了向往，是心中一块圣地，最高的领域。”

1985年，28岁的周慕冰，师从全国唯一有资格担任金融专业博士生导师的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金融学博士生。

历经三十多年，再次回忆起纯粹又生莽的学生时代，周慕冰说，那是段决定性的时光。

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周慕冰弟兄姊妹五个，是长子，母亲目不识丁，父亲也没读过几年书，家中没什么念书的环境。

高中毕业，周慕冰当了三年下乡知青，赶上文革后1977级第一批考大学，公社几千人报名，录取不过寥寥，其中有他。“报的专业都是经济，自觉考得也不错。不知怎么分配到中文系。我想留到1978年再考，父亲怕之后有变化，让我必须去上。”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县里一所中学教语文课。

一直立志学经济的周慕冰并不甘心，一直坚持自学专业课程。

三大卷《资本论》，周慕冰啃完了，市面上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少，他用自己的十本书向别人换一本来学。

按正常流程，本科生才可报读研究生，周慕冰找了一部座机，打给四川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从未谋面，只仰慕过他的名声。电话里很耐心地鼓励我，说大专生也没关系，并指点备考要注意哪些问题。要是这通电话他敷衍一些，我可能也就泄气不会考了。”周慕冰挂了电话，走出那间小木房子，望着天，万里晴空。他记得，心情也如那般明畅。

于是，他成了那个年代的稀有动物。他考入西南财经大学，走在校园里，学生们在背后议论“这个人是研究生！”

因名额有限，周慕冰没分到备考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转至金融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意味着他有时需跟着本科生听课补学，凭着刻苦，一点点弥补学业上的差距。

路上走着，他都在思考问题。校园里盖大楼，一个没注意，他撞到施工搭的脚手架，下眼睑处缝了7、8针，差点儿伤了眼球。

他和室友压力大到失眠，大家躺在床上，天天各自数羊：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和现在学生不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中断过学业，没受过系统的教育，只能不断学习。回过头看，压力大，自我要求也高。”那时，周慕冰放松的方式，是跑到学校后面的油菜地，坐着发呆。

期间，周慕冰发表多篇科研文章。临近毕业，导师曾康霖推荐他去读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的博士生。

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

彼时，财政金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牌科系，全中国只有黄达可以带金融博士生。他亲自赴川考察周慕冰在内的几名学生，“对黄达是高山仰止一般。”

通过了金融学界泰斗的面试，再参加笔试，周慕冰成为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博士生，专攻货币银行学。那一届，全系只收了4个人。

此后三年，他每天重复着两件事——看书、写作。博士宿舍两人一屋，在一张小书桌上，周慕冰完成了30多篇科研文章、两本出版专著，与导师黄达一起从事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问题”研究。

心思不在清风霁月，三年博士他没出去游玩儿过，颐和园、北海那些离人大不算远的好去处，第一次去是工作多年后陪来京的父母。

“当时整个社会正经历改革热潮，博士生们都在关注宏大的问题。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经济如何发展……有很多事情可做，写不完的文章，参加不尽的学术研讨会。”

经过30年，在谈及那段岁月时，周慕冰眼中闪着光，话停不下来。“那劲头真是毛主席诗词里说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啊！’”

三十而立，他在人大度过了人生最风华正茂的年纪。

心思纯粹的人们，不为出路、赚钱发愁，扎进科研里。他记得很清楚，一个版面一千五百个字，七个版面大概是一万零五百多个字，一两个月里发一篇文章，拿150块钱的稿费。再加上助学金，完全能自食其力。

“我们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人大三年博士生，眼前是个崭新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在北京，接触的人、看到的东西，对我们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如今想来，自豪又感激。”周慕冰如是说。

银行家的“担当”

人们谈周慕冰，是个“货真价实”的银行家。

博士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继续出国深造，只想轰轰烈烈闯荡一番事业。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三枝橄榄枝中，他选择了后者。

“人大实事求是的优良学术传统，一直影响着我们，还有黄达老师本人。先生的传道授业和道德品质使我受益终生。他在文革期间，不让教书只能做木匠活时，仍没有停止思考学术问题。除了传授知识，他培养我们走向社会之后如何坚持心中有家国情怀。”这份情怀，周慕冰一直保持着。

学以致用，周慕冰进入国家体改委三四个月时间中，就开始参与专门制定的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后来形成了当年的中央文件。

那时，他们写文件报告，就开始用“宏观调控”。现在耳熟能详的这四个字，却是那个年代的新名词。“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在为国家献计献策。之前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已经运用到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中了。”三十年间，周慕冰看着那代人年轻时提出的理论，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几经辗转，周慕冰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担任要职。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65岁生日之际，周慕冰走马上任，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他曾公开谈起，银行家的“担当”——不要躲避矛盾和问题，要拿出勇气和智慧。

在周慕冰面前的，早已不是银行躺着能挣钱的黄金时代了，他仍要领着这家总资产超过二十万亿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打一次次转型发展中的攻坚战。

几天前，他看到“双一流大学”的评选，赶忙打开看，其中有他读过的科系，如今被叫做“应用经济学”。

“有什么话想留给学弟学妹们吗？”

周慕冰笑了，摆了摆手，“我就别好为人师，给年轻人指手画脚了。这不是谦虚，每个时代的学子们都有自己的追求，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我相信，孩子们会比我们更厉害。”

我们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人大三年博士生，眼前是个崭新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周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