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3日，“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在野三坡成功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普雷斯科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雅诺什·科尔奈、陈清泰、蔡昉、刘世锦、宋晓梧、陆大道、津上俊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等26位国内外重量级嘉宾发表演讲，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超过1200人，网络直播观众超过一百万人。我们将逐一推送各位嘉宾的演讲，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岳希明：

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更重要！

这场的主题是“民粹主义”，今天早上吴老的报告里说民粹主义与收入分化有关系，我要讲的是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可以为大家考虑中国的现状提供一些依据，但与中国的民粹主义问题本身相差甚远。

收入分配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非常复杂，另外收入分配的社会影响非常复杂，刚才提到的民粹主义兴起，是收入分配问题的社会影响之一。因此，收入分配是一个研究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据我多年研究收入分配的经验来讲，如果能够把收入分配，尤其收入不平等分解成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不公，一个是收入差距，这样对收入分配理解起来可能就容易一点。

对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看法

如果把收入分配问题划分成收入不公和收入差距的做法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想就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两点看法：一点是，如果想缩小收入差距，唯一的手段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其他别无办法；另外一点是，就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而言，最严重、负面影响最大、最难治理的是收入不公问题，而不是收入差距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如果中国的收入不公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最终缩小到0.4以下，大众对收入分配问题的不满情绪不会削弱，人们不会认同收入差距的缩小。

我们首先看看收入差距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唯一的手段是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这一点可以借助一般住户的收入生成过程来说明。一个住户或者个人，首先从市场得到收入，即市场收入，市场收入是什么？如果你是雇员，你领取工资，如果你是企业家或个体工商户，你赚取经营收入，经营收入是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混合。如果你有资产，你赚取财产收入。但是市场收入不是我们最终可以支配的收入，低收入人口通过社会保障从政府得到补贴，如果你的收入很高，你需要向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政府对低收入人口的补贴，以及对高收入人口课征个人所得税，即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市场收入经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最终达到可支配收入，即住户最终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可支配收入。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衡量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恰恰是根据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而不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此可以说，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或者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市场因素，另一个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收入不平等、以及政府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我们发现，我国人均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和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差距，都在0.5以上，有时发达国家低于0.5。在市场收入差距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造成的。在发达国家，由市场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基尼系数从0.5以上降到0.4以下，唯一停留在0.4以上的国家是美国。我国则不同，0.5以上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经过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仅仅缩小到0.46左右，降低幅度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未来要想降低中国的基尼系数，除了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之外，其它没有任何办法，这一点十分清楚。

再看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仍然是0.5左右，和发达国家几乎差不多，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实际比中国还高，说明拉美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连中国都不如。从这个例子仍然可以得到结论说：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较发展中国家低，是发达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较强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想降低收入差距，唯有收入再分配政策。

下面通过国际比较，来说明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这一点。首先看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政府对住户的补贴，又称为转移性收入，即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在财政上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一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一般用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请大家看这张图，横轴是人均GDP，表明经济发展阶段，纵轴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此可以看出，人均GDP越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也越高，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是个发展指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相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很低。但是与和我国发展水平大致差不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然是低的。2012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7.2%，与我国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国家的平均值为10.5%，前者较后者低3.3个百分点。不要低估这3个百分点，如果把2012年的GDP乘以3.3%的话，即一万七千亿左右，如果把这一万七千亿作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农村，中国的基尼系数能降到0.4以下，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由此可以得到解决。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较小，不仅如此，而且集中在一少部分人身上，这一点可以从2013年住户调查数据中得到验证。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14%左右，如果把这14%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作为100的话，其中82%为行政事业单位退休金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与此相反，城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金非常少。低保是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但包括城镇在内，低保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仅是1.1%。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投入非常少的同时，而且未能给到低收入人口身上，我不希望这个数字被民粹主义者利用，但这是事实。从比率来看，如果把农村农民的养老金作为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则为36，换句话说，政府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农民养老金的36倍。总而言之，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是规模太小，另外过于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除社会保障支出之外，个人所得税也是收入分配功能非常强的政策手段。从这张图中，大家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与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也是如此。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比低，意味着间接税比重高，间接税的课税依据是消费，就是说，你只要消费就得交税，但是个人所得税不是这样，它的课税依据是收入，只有收入超过费用扣除时方须纳税，所以为了让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更加公正，更加有利于穷人，应当提高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所以在发达国家，税收收入的40%左右是来自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以上讲的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总而言之，如果政府想把我们今天的0.46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而且投到农村去，这是非常明确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讲，行政事业单位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需要保持不变，不能再提高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讲，这部分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了，如果进一步提高的话，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上升，收入差距不降反增。

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更重要

未来能否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对此我并不乐观，过去二三十年，对增加农村民生投入的呼声已有很多，但起色不大。为何如此，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我非常苦恼。我无意中在微信中，发现了俞可平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生的背后是民权”，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应当让农民群体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如何增强决策过程中农民的话语权，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收入不公。收入不公非常重要，较收入差距更重要。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公，多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这一点让人特别灰心丧气。我们在经济学中学到的是，市场导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但这是效率的代价，正因为如此，缩小市场造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才成了政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但在我国，很多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市场，本应缩小收入差距和纠正收入不公的政府政策，反而是收入不公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令人失望。

当前我国的收入不公现象多种多样，官员腐败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公；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收入不公。今天上午刘世锦主任从企业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当前我国垄断行业的负面影响，我可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告诉大家行业垄断的负效应。首先，垄断行业高收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银行拿那么多工资，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赋予银行以垄断经营的结果；其次，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7%-8%来自行业垄断。大家不要低估这一点，实际上，就影响我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单一因素而言，教育差距最重要，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30%源于居民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而第二个因素就是垄断行业，是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

另外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对消费者的影响，行业垄断通过高价格，把一般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到垄断企业，这一点和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家庭都在为垄断行业高价产品买单，如果按与收入的比率衡量，家庭收入越低，为垄断行业付出的代价也越大。行业垄断从居民消费支出的角度加剧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前我国整个税制也是不公平的，整体上是累退的，你收入越低，收入中用于支付税负的比率就越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般人不太注意这一点，我们学财政而且研究收入分配的人，对这一点非常敏感。

当前我国城镇公共服务对不同人群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人而异，带有歧视性因素，这一点是不公平的，是不可接受的。对于生活在北京人来说，歧视性公共服务更明显。

收入不公平的危害

收入不公对社会的危害，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它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学问题。我把收入不公的危害列举一些，供大家参考，它们都是有据可查的。

首先一个，腐败、垄断行业不合理高收入是当前公众对收入分配不满的最主要原因；公众对因能力、努力和承担风险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是认同的，但不认同由于机会不均等所带来的收入差距。

其次，收入不公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经济学研究显示，收入水平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他们感觉社会是否公平，同样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城市人尤其如此。近年来，收入带动的幸福感的提高越来越小，而对社会是否公正感觉的影响越来越强，因此就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言，让社会更公正一些，它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同样的作用。

再次，最近有研究显示，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可能与民粹主义有关系，收入差距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落后地区偏左，即偏好于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收入高的发达地区偏右，即偏好于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普及。也就是说，落后地区有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基地，这个要特别注意。

最后，收入不公损坏政府的公信力。对此，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例子，我来举一个例子，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你如果把这一点说给一般公众的话，很少有人认同这一点，问其原因，他们会说：腐败还是那么多，垄断行业那些人仍然拿着高收入，何来的收入差距缩小？由此可见，如果收入不公得不到改观的话，基尼系数即使缩小到0.3或0.4以下，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付出的巨大努力，终将付诸东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入不公远远比收入差距要重要。

如何治理收入不公？我没有特别好的想法，大家可能有自己的答案。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