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线上发布会圆满举行

5月11日上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主办，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与中国银行研究院合办的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以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

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副代表李鑫，IMF研究部经济学家Davide Malacrino，IMF欧洲部经济学家Ting Lan，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出席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瞿强作为研讨嘉宾出席会议并发言。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做会议总结。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做开场致辞，对各位嘉宾的参会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她指出，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期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亚太地区经济增速的放缓幅度也可能超过此前的估计。因此，全球各国此时更加需要并应该加强多边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危机，防止经济进一步割裂，维持全球流动性，管理债务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并尽快结束新冠疫情。最后，庄毓敏院长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并预祝本次发布会圆满成功。

Steven Barnett先生首先发表演讲。他指出由于危机叠加，IMF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进行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是大萧条以来最差的表现。去年全球增长率为6.1%，但是一定程度上增长率具有欺骗性；“疤痕效应”在新冠疫情过后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对经济产生长久负面冲击。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的影响，2021年世界平均的“疤痕效应”为-3.7%，即如果没有疫情冲击，2021年全球GDP会比实际情况高3.7%。

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了0.8个百分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乌战事给欧洲和俄罗斯带来的负向外溢效应。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大宗商品出口中占据很大的份额，全球大宗商品出现了上行压力。劳动力市场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工资压力不断加剧，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收紧趋势并不那么明显。未来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很多国家已经在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所以利率上升是大概率事件，有大量外债的国家未来会面临更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图表显示有些低收入国家未来25%的财政收入都要用于支付外债的利息。

关于多边主义合作，IMF工作多年，他从未见到这样大规模并且迅速的纾困，现在一共有92个国家（包括52个低收入国家）受到超过2160亿美元的援助，且有25个国家获得债务减免。IMF董事会最近还通过了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Trust）议案，并使用其他新型工具进行长期融资支持。

魏本华局长对Barnett先生的分析表示赞同并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全球经济面临挑战，但对中国增长保持乐观。由于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全球通胀压力增大。通胀问题源头来自美国多年奉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美联储升息和缩表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溢出效应，特别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货币承压和金融市场紊乱。关于中国经济，他对中国GDP实现5.5%的增长目标表示乐观：从防疫政策角度看，中国的人口庞大，难以承担群体免疫的代价，所以采用了清零措施，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保住了人民的生命；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来看，正在向强调增长质量模式转型，且大量采用动态清零政策时，因大量人群有条件居家办公，故经济代价会比原来小；先进的科技和良好的通讯技术，为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充分的财政和货币的空间，并能调动有效的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

李鑫副代表就亚太地区经济展望进行了主题演讲。他指出由于冲击的影响，IMF将2022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线预测大幅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较之基线预测，亚太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包括：俄乌战事升级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攀升和社会动荡；新冠病毒的进一步变异、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国际金融条件进一步收紧、以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放缓。与其他地区一样，亚太各国需在支持经济复苏与控制通胀及债务之间做出艰难的短期权衡。财政支持的目标应该是保护弱势群体不受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巩固中期财政政策框架，确保债务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应根据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金融条件的变化适时紧缩，并使用宏观审慎政策降低金融稳定风险。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中长期“疤痕问题”，首要任务是要不断推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对中国经济而言，除了俄乌战事的负面外溢效应之外，下行因素还包括近期新冠疫情的抬头、防控措施和房地产市场持续承压，因此将中国在2022年的GDP增速预期从1月时的4.8%下调到4.4%。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和财政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并仍有不小的政策空间。在财政支持方面，不仅要关注政策支持的力度，更要关心它的构成。将财政支持的侧重点从传统基建转向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家庭的直接支持，不仅有利于促进短期私人消费的复苏，也会帮助中国的经济在中长期更好地实现再平衡和绿色转型。

随后，陈卫东院长对李鑫副代表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认为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突出困境。新冠疫情成为影响全球以及亚太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严格的科学管控对控制疫情的传播至关重要，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安全的环境，创造可预期的发展趋势。新冠疫情导致了就业数量减少、医院负担加重、医疗费用增加等后果，短期来看会对劳动参与率、通胀率等产生影响，长期来看会影响人口结构、经济前景，因此在分析全球经济时，要使用新冠流行时期的经济增速平均值来看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避免过度乐观情绪。俄乌冲突导致了石油、天然气、部分工业品和粮食的紧张，同时还应关注其对全球的波及效应，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制裁措施所产生的对金融市场、治理体系的冲击。当前各国在同时面临新冠疫情、通胀压力时，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更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宽松政策时面临相对更多的约束条件，因此调节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因此在评估经济政策时，需要注意政策的溢出效应、延迟效应。

Davide Malacrino先生和Ting Lan女士做了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如何调整与复苏的主题演讲。一方面从市场表现来看，疫情造成了国际贸易的剧烈波动，且目前在贸易恢复上，服务类贸易较商品类贸易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从全球价值链（GVC）来看，疫情期间GVC密集产业整体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波动，且不同行业复苏进度有所区别。IMF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疫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贸易模式。通过进口-需求模型预测发现，疫情会对服务类行业产生更大影响。第二：疫情封控政策具有溢出效应。各国的疫情封锁政策会对本国和贸易伙伴都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般正常商品的进口。第三：全球价值链合理调整以适应冲击。2019年至2020年，亚洲出口份额在全球供应链中提升，而到2021年欧洲又重新夺回市场份额，这种变化符合各地区疫情形势变化。整体来看，全球价值链在亚洲适应性更强。第四：多元化的供应和更强的供应链可替代性有利于应对冲击。各国应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供应和替代机会，来减少投入部分的国内依赖。政策方面，他们建议各国可以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减少溢出效应，更好应对冲击。同时，政府应该整合供应链信息帮助企业，并尽量降低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摩擦。

赵锡军院长随后进行了评论。他认为疫情问题和俄乌危机凸显了价值链重构和全球合作的必要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一直处在价值链重构的过程。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意识到国内产业空心化和过度依赖于某些领域会带来经济失衡，因此，不少国家提出了回归制造业并带来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这一轮疫情进一步催化了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尤其对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依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半导体芯片、汽车、医疗卫生和防疫设备设施材料。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存在以下新特点。首先，贸易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贸易或者数字平台贸易的比例在不断的提升，这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应关注怎样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其次，在逆全球化和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合作不断深化。比如东盟、RCEP区域性的合作在不断加深，贸易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此外，绿色低碳环保领域的新贸易方式影响也越来越大。价值链重构过程也受到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影响。应对疫情冲击对贸易以及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影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疫情与贸易投资领域的全球合作，共同减少贸易方面不合理的条件和各种不利于贸易发展的制裁措施，营造更好的贸易环境。

接下来，吴晓求校长做了题为《立于历史交汇点，分析影响中国经济的长短期因素》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当前奥密克戎的传播与乌克兰危机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与不确定性，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上，以长远的目光分析中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与未来走向。短期影响因素包括如何在防控疫情与保民生、稳增长之间做到协调平衡；中小微企业如何存活；如何应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长期因素包括：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如何进一步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深刻影响经济预期与信心；如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构建稳定的预期机制；如何应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的、巨大的、长远的风险。但他相信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基础面，只要我们对内走市场化道路，对外扩大开放，同时处理好多边、双边的国际关系，中国经济一定会在全球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力。

瞿强教授在研讨发言中表示，在面临短期经济困难时，稳消费、促消费固然重要，但是这里也经常看到一些误解。如果回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消费的重要性是体现在维持经济循环运转，至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要靠投资来形成新的资本，否则如何理解无论是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都没有消费这一变量？投资需要稳定的预期。目前无论内外环境，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既有自然界难以抗拒的风险，如疫情变化，也有人为的风险，如地缘政治冲突，还有各种频繁调整的政策带来的风险。有些风险只能接受和适应，但人为的因素需要通过法制化、制度化措施来减轻。促增长，投资很重要，但我们在工作中出于思维惯性和制度惯性，很容易回到传统模式，由政府来搞投资拉动，加剧既有的投资过剩问题。所以，更重要的是促进民间投资，要总结近年来民间投资弱化的真正原因。民间投资效率高，而且更贴近市场，更多元化，民间投资高度依赖一个稳定的法制基础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贲圣林院长做总结发言。他用三个以“D”开头的关键词总结今天的会议。第一个是divergence，所谓分离、分歧或者差异。全球疫情和俄乌冲突给各个国家、各个行业都有不对称、不成比例的一些冲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进口国，离俄乌冲突比较近的地区和更加外围的地区，产生的影响巨大却不尽相同。这也要求政策回应时是非对称的，要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特定的情况和特定的阶段制定政策。第二个是de-globalization，这也是让人更加担心的。由于地缘政治以及疫情的影响，这种脱钩风险很大。但是同时地区性的如RCEP等贸易伙伴关系，目前做得还不错，这与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fragmentation对全球的影响有所呼应。最后是disruption，可以理解为对供应链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扰乱。这里有疫情引起的大封锁的问题，也有俄乌冲突引发的制裁问题。但令人欣慰的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转为线上，即便不能在线下见面，但能够通过云会议克服种种困难，一起交流和探讨。

最后，在Q&A环节中，Steven Barnett先生和李鑫副代表对各位专家和年轻学者的代表性问题一一回复。关于全球化，气候变化、贸易、医疗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全球性合作，疫情更让我们关注到了它的重要性。数字经济和数字货币有巨大潜力，IMF高度关注相关变化，也认可对数字货币进行恰当的监管。关于不确定性，央行需要特别警惕通胀持续上涨，也应当持续关注市场和通胀的预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提供了短期增长的空间，通过促进家庭消费是一个可行的经济再平衡思路。为避免出现全球分裂，IMF努力为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为成员国讨论国际问题提供好的平台，通过切实努力促进全球合作。

据悉，《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撰写的经济概览，着重分析世界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并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每年发布两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每年定期联合发布该项报告，共同致力于货币金融战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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